中国古代的学者多有关于读书的言论。北宋的张载与南宋的朱熹等人，都说读书固然在于解释自己的‘迷’‘惑’和‘弄’清自己尚不明了的问题，但最要紧的还是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达到“濯去旧见以求新意”，才称得上善于读书。而明代学者陈继儒则说：善读书者，“不可拘泥旧说，更不可附会新说”。并认为“读书而无剪裁，徒号书橱”。他们的话，简直可视作对“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下的注脚与阐释。今人常说“有批判地吸收”，不可盲从书云亦云而有所取舍与变通，将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智慧与能力。
朱熹曾提出过这样一个思考问题的公式：“无疑——有疑——解疑”。他认为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勤于思考，‘精’于思考，而思考是一种深刻、周到的思维活动。思维是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是点燃求知‘欲’的引火石，也是沟通智慧之路的桥梁，是发展思维能力，提高能力的关键。过程往往离不开思维过程，也不存在离开思维的认读和理解，所以训练必须和思维训练紧密结合起来，使人们愉快而积极主动地进行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训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书无疑是用来表达思想与记录知识的，说到底是“人类心灵的展现”。那么任何书本只是一种意见，任何一种意见也都并非绝对真理。或许有的本就是错的。即使曾经正确过，随着时代改变与人类客观环境的变迁，许多也已不再适用了。所以“旧说”不可拘泥。至于“新说”那就更要当心了。当今谁愿出钱都可出书。出于某种功利目的，一些未经实践检验或未经严密论证的、甚至将外国的旧货当时鲜搬过来的所谓“新说”，也纷纷跟着“抢闸出笼”。一时新旧杂陈，珠目相‘混’。读者千万别为那些貌似新奇的标榜所‘迷’‘惑’才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去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富于质疑的人总是成功者，而成功者总是拒绝人们画出的分界线，向传统的一切提出挑战。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和二‘女’儿劳拉有一次问马克思：“您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答道：“怀疑一切。”同样，“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和“蒸气为什么能顶起壶盖？”分别使牛顿、瓦特名垂千古。
富于质疑的人极富自信心，并通过自己的智力思维时常让自信心得到升华，而自信却是成功的奠基石。
一次，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去欧洲参加指挥大赛，决赛时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出场。当他接过评委‘交’给的乐谱全神贯注指挥乐队的时候，突出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一点不和谐。他开始以为是演奏错了，要求乐队重奏一遍，结果仍然如此。他感到一定是乐谱出了问题，可在场的资深作曲家和评委一致确认，乐谱没有问题，而对几百名国际音乐界权威，小泽征尔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放下指挥‘棒’，转过身来，大声地对评委质疑，坚定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话音刚落，评委席上全体评委立即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冠。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以考察他质疑能力和坚持真理的能力。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位名人的成功似乎都留下了质疑──探索──灵感──成功的足迹。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许多人默默无闻地走过了一生，不曾留下些许业绩，回首之余总有缺憾。究根并非缺少力量和金钱，而是缺乏质疑勇气。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质疑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如果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他的质疑潜能，那么他便是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