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了“当潮诗”的概念，取“当代潮流”及“当代读者阅读潮流”的意义，但未获多数的赞成。
会后细想，既然这种诗是以在读者中形成热潮为主要标志的，那就干脆称之为“热潮诗”。
它得到了几位朋友的认可。
这一命名未必科学，也未必能为公众所受。既然至今仍未想出更恰切的称谓，只好以此名之。从席慕蓉、汪国真与洛湃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热潮诗的一些基本特点。
席慕蓉是“纯情型、，她抒写的主要是爱情、人情（包括人际关系及对时光流逝的情感等）、乡情。这些情是“我“的，也是人人心中之所有，者是最值得珍贵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情味，所以能叩响众多读者的心弦。
她的作品已为人们熟悉。
汪国真的诗则以哲理的内涵取胜。
五月上旬，桂林市一位年青导游对我说：“汪国真说了我们的心里话”，点出了汪诗的指向性－－为当代的中国青少年而作。
这位诗人针对青少年在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来着笔，“只要青春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明天还在》）。
洋溢着温暖的微笑。有人却说：“士大夫的闲愁与伤感是其全部诗作的主旋律”。这要不是无知，就是偏见。
洛湃是以浪子的形象在读者眼前亮相的。
“穿上牛仔裤我要去流浪
迷人的黄土中为我问候远方”，
“我不能一个人走出一条路
但我要走
我不能一步留下一个脚印
但我要走
我不能与你同行
但我要走”
——《浪子》。
诗行中闪现着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当生活的强者的身影，跳动着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击波逐浪者的亢奋的脉搏，因而赢得了正忙于编织未来的彩梦的青年朋友的掌声，有人称之为“激情浪漫型”。
不管是“纯情型”、“哲理型”还是“激情浪漫型”，热潮诗人们的作品都能“撄人心”，当代的中国的色彩十分鲜明。
这是热潮诗内容方面的特点。表现手段方面，也有其特色。
有人说过，席慕蓉的诗“不是留给人去研究或反复笺注的诗歌”，汪国真、洛湃的诗也写得平易。
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都意象单纯，结构明晰，句子简短而晓畅。他们用语言作桥梁，将自己的心与读者的心连结在一起，不像某些人那样，为了表未自己“高级”，而用语言作藩篱，将自己与读者分隔开来。
热潮诗的平易诗风，正适应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今天的读者“胃口”，适应当代众多中国人的“消化”水平。
这是热潮诗高明的一着。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和欣赏诗歌，只是一种业余的文化活动，哪里有兴趣去破译神秘的“密码”，去猜混沌的谜语？
如果有人将平易视为低水平，那么，在这些人心中，大概“老枢能解”的白居易应被驱出大雅之堂，而艰涩险奥的攀宗师则应头顶“诗王”桂冠！
对此，叶超只能付诸一笑。
热潮诗的另一特点是真实、亲切。这是它赢得众多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黑夜如黑色锦缎般
铺展开来
而轻柔的话衙耳旁
甜蜜地缠绕过来”
就是在这样一个
美丽的时刻/渴望
你能/拥我/入怀
——（《美丽的时刻－－》）。
大胆却不庸俗，真实地表现了人之常情。
“你拥抱了晨钟，怎么可能拒绝暮鼓”（《生活》）。
“生活并不都是欢乐，回忆却是一首永恒的歌”（《缅怀》）。
汪国真阐发的哲理不是智慧超人的哲圣面壁多年的独家心得。
它源于平凡的生活，而且早已蕴藏于凡人的心中。
“目标在远方”，“只挣扎着向高处生长”的洛湃，抒情很有个性却又不是孤家寡人的。
“生命的瞬间如此珍贵，为什么不敢公然开放”（《白昙花》）。这是顽强进取的真实呼唤，而不是伟大的空话。
真实，使人感动；亲切，容易进入心扉。
他们所抒写的之情，同样是读者心中之情；所阐发的哲理，都是读者能悟到的哲理。
诗，把热潮诗人与广大读者紧连在一起。
诗是语言的艺术。
诗的魅力离不开艺术的美感。这三位热潮诗人的语言修养虽然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大地要机械化耕耘，粮食要高速上去”之类的大空话。
“今天晚上，不吃饭，不吃饭”之类的大白话，“掌外掌，非非掌；掌个掌形，外外掌形”之类的大“黑”话及“时低首见一**，高高勃起”之类的大粗话。
他们坚持写诗。
席慕蓉虽然无心作诗人，但却“如金匠日夜捶击敲打”，精制“溥如蝉翼的金饰”及“光泽细柔的词句”（《诗的价值》），其清丽的艺术风格已为众所公认。
处于激烈的争议中的汪国真，有一位坚决的反对者指斥分的诗是“经过矫饰的感情被精致地安装进句子的结构”。
这不也承认了分的诗具有“精致”的一面吗？让我随手拈出几句：“阳光仍是那么浪漫，泼洒了一地笑声”（《秋景》），“潮汐把柔长的鞭子甩响，森林梦一般歌唱，狂飙凄厉地与太阳搏斗，乌云偷袭了皎洁的月亮”（《音乐》）…都具有精致的美。
洛湃虽然是初现于诗园，但正如一位论者说：“佳句层出不穷，特别精彩”。
比如其中几句：“大山以远古的壮丽，拓开荒原苍凉的岁月，巉岩与巉岩之间沟壑，一落千丈两面峭壁相对千年，都读不懂彼此的奥秘”（《岁月》）。
这些句子都是诗的。
可见，热潮诗所以能“热”，绝非偶然。
虽然热潮诗中之精品比其分诗歌的精品来毫不逊色，但热潮诗决不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它的艺术品位，其实只能下之个朦胧的论断。
人们对汪国真的作品议论纷纭，捧之者赞为“千古绝唱”，不捧之者贬为“流行性感冒”、“对语言的施虐”，其实都不是。
叶超认为，他的位置本来在“中间”，何必一定要把他推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