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终于决定给每个宿舍修锁了,而我们宿舍之前的锁因为坏了,所以给换了个新锁,总共三把钥匙,我一把,小苟一把,还有另外一个老员工一把。当时我们宿舍只住了三个人,后来谢东海和袁雷搬进来之后,他们自己配了两把钥匙。但这两把钥匙都配得不是很标准,每次他们开门都要捣鼓半天才开得开。尤其是谢东海那一把。
谢东海自离之后又回来上了几天班,可没过多久又开始对上班感到厌烦了。年轻人嘛,吃一时苦也许还撑得住,毕竟年轻力壮嘛!但长时间受苦受累就有点受不了了。他一开始还跟我请一下假,可因为人员实在紧缺,况且他们之前旷工次数多了,主管直接把他们两个人的休假都取消了,要休假得等到下个月。谢东海和袁雷都有怨言,我只好宽慰他们说:“等下个月再休嘛!你们是自离了之后又回来的,等于是戴罪立功,再不好好上班的话,有可能会被开除的。”谢东海一点儿也不怕,不屑地说:“开除就开除,反正我也不想干了!”相比于谢东海,袁雷倒是踏实多了,毕竟他比谢东海大两岁,成熟一点。
谢东海根本等不及下个月再休假,刚刚上了几天班就一再请假,编出五花八门的理由,什么发高烧啦,朋友出事啦,朋友过生日啦,到最后干脆连理由都不编了,直接说不请假就旷工。他不想上班的话,谁也拦不住。于是他三天两头地请假,或者旷工,至于上班,简直可以用神出鬼没来形容,因为我不知道他哪天会来上班。有时候开班前会点名的时候,他没有来,可开完会之后又急忙赶来,说是从很远的地方赶着坐车回来的。
谢东海手里的钱早就花得精光了,一开始还跟袁雷要。注意是“要”,而不是“借”,因为袁雷跟他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两个人的钱从来不分你我,谁有钱就花谁的。直到后来袁雷也没有钱的时候,袁雷就向家里要了一千五百块钱,这个钱也是他们俩人一起花。
我不敢借钱给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的会突然自动离职,我知道他们随时会自动离职。他们也很识趣,从来不向我借钱。但当初他们都有钱的时候经常买很多东西分享给我吃,恰恰因为他们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根本没有底线,不是月光族,而是天光族。他们昨天还一起算着手里还有几百块,第二天回来就说只有十几块了。
袁雷一再向家里要钱,家里给他打了三千多了,后来无论他再怎么要都要不到了。而谢东海从来不向家里要钱,据他说他家里不是很穷,但他老爸实在太凶了,他不敢跟家里提要钱的事。而袁雷家据说是开工厂的,他老爸是当老板的,他姐姐也嫁了个有钱人,算得上是个富二代了,出来上班就是为了陪谢东海一起玩的。因为他们是同班同学,又一起辍学,关系非常要好。
我对谢东海真是失望透顶了。走而复回,十几天过去了,他才上了一个星期都不到的班。其他时间不是请假就是旷工,上班的时候也是要死不活的,常常喊累,年纪轻轻的像个八十岁老头一样。
有一天下班之后,我没有回去睡觉,而是先出去上了几个小时的网,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一把被折断的钥匙插在锁眼里。我正在纳闷,谢东海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回宿舍了吗?”我说:“回了啊,怎么了?”谢东海继续说:“我把钥匙扭断了!”我叹了口气,说:“好吧!”
挂断电话之后,我给还在外面玩的小苟打了电话:“小苟,谢东海把钥匙扭断在宿舍门的锁里了!开不了门了。”小苟不耐烦地说:“那你跟我说什么说?”我说:“要不我把门踹开算了?”小苟很厌烦地说:“随你!”那时候公司新来了个打暑假工的小妹,小苟每天下班后都跟小妹一起出去玩。我的电话肯定是打扰他们了,所以小苟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差。但我也习惯了,他平时说话都很急噪。
我到赖组长的宿舍去跟赖组长商量,赖组长是监管宿舍的。我说:“赖组长,我们宿舍的锁打不开了,可不可以踹开?”赖组长一脸茫然地说:“怎么又坏了?”我满脸羞愧地说:“谢东海把钥匙扭断在锁里了!”赖组长跟我一起来到我们宿舍的门口,他仔细查看了一下,我试着用手指掐住一点点露在锁眼外面的钥匙,却怎么也扭不动,也拔不出来,赖组长眉头紧锁着说:“别试了,拔不出来的!”
我回头看着他说:“那我踹了?”赖组长叹了口气,点点头说:“踹吧!”我飞起一脚,猛地踹了一下,没有踹开,宿舍的门都是铁皮门,踹上去的声音特别响,住在同层楼的一些同事听到响声纷纷出来了,连刘丽芳都被惊动了,她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探头看着我们,有点生气地说:“干什么呀?大家都在睡觉呢!”此时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离下班有三个小时了,一般情况下,同事们都洗澡睡觉了。
我满脸通红,不敢再踹了,赖组长赶紧解释说:“他们宿舍的锁坏了,打不开!”刘丽芳眉头一皱,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坏的?不是刚刚换了新锁吗?”赖组长说:“一个新员工把钥匙折断在锁里面了!”刘丽芳冷冷地说:“谁搞坏的谁赔钱!”说完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们愣了一会儿,赖组长对正在看热闹的杨朔说:“你来吧,他踹不开!”杨朔哈哈一笑,说:“连个门都踹不开!看我的!”说完便来到门前,猛地一脚踹了上去,门锁与门框的连接处有点松动了,杨朔又踹了一脚,门开了!
赖组长沉着脸说:“都回去睡觉吧!”其他人都回宿舍以后,赖组长又骂道:“他妈的真是无事生非,上班又不好好上,尽闯祸!明天让他自己出钱换锁!”说完就回宿舍去了。
赖组长的一番训斥让我想起我刚来乐连天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方组长带我给客人调制洋酒,我按照方组长所教的方法,先往扎壶里倒两杯洋酒,再倒一瓶绿茶,绿茶刚倒完,客人忽然不耐烦地说:“调什么调?来!”说完抓起洋酒瓶往扎壶里猛倒,一下子倒得干干净净。我简直惊呆了,方组长却若无其事地说:“随便他们怎么喝吧!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他们喜欢喝烈一点的。”我还在吃惊当中,随手关门的时候忘了把手抽回来了,我的右手中指狠狠被门夹了一下,指头被夹出一道血痕,但我还在说刚才客人自己倒酒是多么豪迈啊,多么令我吃惊啊,方组长叹了口气,说:“唉,你怎么总是受伤呢?等着,我去给你拿创可贴!”说完他就下楼去前台帮我拿创可贴了,我这才感受到一阵一阵的钻心的疼痛,当真是十指连心啊,我感觉手指头像被夹断了一样,那种疼痛是想象不出来的,只有被门夹过手指的人才能体会。这次受伤之前我也被碎杯子刺伤过手指,被包房里的桌子边缘的铁皮刮伤过,都是因为刚来而没有经验所导致的。
谢东海这次扭断钥匙也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我没有要求他赔钱,也没有向上级要求再换一把新锁。锁坏了就坏了吧,反正一开始本来就是坏的。就像一个一直很坏的坏人偶然做了一件好事并不能说明他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虽然没有责备谢东海,可他自己却耿耿于怀。本来他就很不想再做下去了,又出了这一档子祸事,我虽然没有意见,可宿舍其他人却有意无意地抱怨了几句:“刚刚换了新锁又被弄坏了!搞什么嘛!”还有不知情的人当着谢东海的面问我:“谁弄坏的?让他赔!”谢东海假装开玩笑地指着自己,笑道:“呵呵,我啊!我把钥匙扭断了。”问话的人沉默不语了,谢东海也很尴尬。
第二天我自己掏钱买了一副新锁,可公司的技术人员拒绝为我们安装,因为老板没有发话。我也不好意思向老板申请了,就让锁坏着,只是每天睡觉的时候总是容易惊醒,门轻轻一推就会开,谁都随时可以进来。就算是室友进门,我也会突然惊醒。所以后来我睡觉的时候总是用衣服把我的手机盖住,以防万一有人偷偷进来。
锁坏了之后,谢东海就不再上班了,但还住在宿舍。那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平常我们下班后才开空调,因为空调非常耗电,每月电费高达六百多块钱,这些钱由宿舍的人平摊,从工资里扣。一般每个人平均被扣两百多。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地用空调,能不开就不开。可谢东海自从不上班了,反而不出去玩了,整天待在宿舍玩手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我们上班的时候,空调开着,下班的时候,空调也开着,这样电费就又翻了一倍,而谢东海是不用被扣钱的,因为他已经不上班了,电费还是得从我们这些在职人员的工资里扣。
一开始室友们还没有说什么,毕竟现在天气这么热,非得把人家轰出去也不太好,至少等谢东海找到工作再说嘛!可谢东海又没钱,又懒惰,整天待在宿舍,还偷偷在食堂打饭吃。食堂的厨师向我抱怨说:“你们组的那个服务员都不上班了,还在这儿免费吃住!”但他说归说,并没有向经理打小报告。我心里却犯起了嘀咕:“这么一天天让他住在这儿,浪费公司的钱不说,电费可是从我们身上扣的啊!”我越想越想不开,却又不好意思赶他走。
谢东海自动离职了没几天,袁雷也步了他的后尘。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的时候,对讲机里忽然传来袁雷气呼呼的说话声:“卢组长,我不干了!”我赶紧用对讲机问:“怎么了?”可他没有回复。我跑去跟李晓炎说,李晓炎气急败坏地说:“去把他追回来,不然记他旷工!”我一路小跑,回到了宿舍,袁雷正坐在床上,双手搁在膝盖上,气哼哼的。我坐到他身边,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怎么了?”他脸都不转过来一下,气呼呼地说:“他妈的,我帮客人换酒,前台不让换,还骂我傻B!老子不干了!”我微微一笑说:“这种事我也遇到过,没必要往心里去吧?”他仍气呼呼地说:“老子辛辛苦苦搬了几打酒下去,她还骂我!”我笑道:“谁骂你了?”
“就是前台那个收银的!好像很拽的样子!”
我收起笑容,叹了口气说:“做服务员受气是很正常的嘛……”对讲机响个不停,还有人呼叫我,我回复了,却没有人收到。我拍了下袁雷的肩膀,说:“你休息一会儿就去上班吧?”
袁雷把身子一扭,气道:“还上个屁的班啊!我不去了!谁爱受气谁受,反正我再也不受这个鸟气了!”
对讲机上又有人呼叫我,我急匆匆地说:“待会儿搞卫生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哦,不然人手不够的!”袁雷巫自生着气,头也不回,我也只好赶着回去上班了。
第二天,袁雷果然没有再上班了。他和谢东海两个人彻底沦为公司的寄生虫,又不上班,又在公司吃住。眼看着空调一天24小时,三天72小时,六天144小时地连续不断地开着,我开始担心宿舍的电费问题了。而且食堂做饭的师傅又向我告状:“现在你们组又有一个吃白饭的人了,你不去跟经理举报的话,我就自己去了!”我终于忍不住偷偷向赖组长打了小报告。
上班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跟赖组长走在一块儿,一开始还是趁着空闲的时间聊聊无关紧要的事,后来我犹犹豫豫地说:“我们宿舍里的两个已经离职的员工还住在那儿,他们还在食堂吃饭。”
“谁?”赖组长严肃地问。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有不忍地说:“谢东海和袁雷。”
赖组长目瞪口呆地说:“他们不是早就离职了吗?”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是啊,但他们还没找到工作,所以还住在宿舍。”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忽然有一种背叛朋友的羞耻感,心里莫名地不安。
赖组长更严肃地说:“不行,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再住在宿舍了!他们离职了都有两个星期了吧?他们在宿舍住,水电费还是从你们工资里扣的。”
最后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我的羞耻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趁热打铁似的说:“就是啊,我又不好意思让他们走,毕竟……”
赖组长点点头说:“我明天就让他们搬出去!”
当天下班之后,我跟往常一样跟谢东海和袁雷打招呼,谈笑风生的。我忽然假装无意地说:“唉,赖组长好像发现你们还住在宿舍的事情了,他跟我说要你们立即搬走!”
谢东海和袁雷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袁雷说:“他怎么知道的?”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食堂的大叔跟他说的吧?上次食堂大叔也向我举报过你们了,我没理会。”
谢东海怒斥道:“操!我就知道他早就看我们不顺眼了,我们去打菜的时候,他总是只打一丁点儿!”
我冷笑一声,心想:“你们又不上班,在这儿白吃白喝白住,还要他多做一份饭,他肯定不爽啦!”
袁雷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故作轻松地笑道:“唉,明天就去睡大街喽!”谢东海也大笑道:“睡大街就睡大街,总比看人脸色的好!”
我讪笑着说:“是啊,是啊!”但我笑得很勉强,心里很不是滋味。做朋友的跟钱扯上关系的话,朋友关系就变质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果然都搬走了,临走时还跟我笑着打招呼,说:“卢组长保重啊!你一定会成功的!”谢东海握着拳举在胸口,做了一个鼓励的手势。我笑了笑说:“你们也一定会成功的!”这句我们经常当作开玩笑的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离别的赠言。
门轻轻地被关上了,宿舍安静得像座坟墓,我的心却不安地跳动着,怎么也睡不着。